真的感谢上天，我悬着的那颗心终于回移到了它的原位。我不用回生产队了，这两年的书没有白读，尽管是社来社去又回到了瑶里公社，但人却起到了质的转变，由挣工分变为每月工资30.5元，职务是公社林业员。一个公社只能有一个林业员，为什么瑶里公社能容纳两个林业员？而那个年龄近50岁的老林业员，他与我相同的工资却要养活一家人，老婆儿女。我的担心又缓缓升起，担心总有一天，公社又要让我重回生产队务农或当民办小学教师。
我有了一间宽敞明亮的大房间，窗外围墙内种有花草、树木。对门住的是公社工业办的主任，一个50岁左右的本乡人。他每天咳嗽不止，背也弯了，一看就知道是苦大仇深的农民出身。我很奇怪，瑶里是个林区，农田虽然也不少，哪来的工业呢？我问他：“张主任，瑶里的工业是什么？”
他咳嗽了两声回道：“三矿区里，白石塔山里，发现有钨矿。”
我又不解地问：“钨矿是国家的，公社怎么能动它。”
他又咳嗽了两声回道：“地盘是公社的。”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再问下去，这跟我无关。
张主任很怕冷，十一月的天气，他的房间里天天都有一大盆很旺的炭火。我站在他的房门口通身暖融融的。他很客气地叫我进去烤火，他还说，一个人也是烤，两个人也是烤，他的火盆边可以围坐四五个人。他不嫌人多，倒希望有很多人给他增添热闹。
“一个人也是烤，两个人也是烤。”这样的言语，让我想起了书中描绘远古时代吃人的海盗。但他不是。
公社里静悄悄，因为下面的干部没有来开会，也不是天天都有会开。
我坐在火盆旁烤火，张主任在一边咳嗽，一边收拾房里的东西。我听见有脚步声向这边走来。啊！一个陌生的男人以风一样的速度坐在了我的对立面。
“哇！真暖和。”他微笑地跟我说。他头戴一顶有棕色绒毛边的棉军帽，从头到脚都挺精神，尤其是白皮肤的脸上那挺直的鼻梁和闪着亮光深陷下去的眼睛，加上得意的微笑，让你觉得他就是个霸气十足的男人。
“你戴着棉军帽，穿着军大衣，你是从部队上转业来的？”我问他。
“哈哈，连我是谁，你都不知道？我是钟志民，响当当的钟志民！”
“什么，你就是报纸上刊登的那个率先站起来用实际行动反对高干子女搞特殊化，进了军大学，又从军大学里退出来，主动回到农村的钟志民？”
“是呀，不像吗？”他问我。
我惊得一下子站立起来并开始仔细地打量起他来了。我在他脸上搜到了他的年龄，便又惊叫起来：“不对！绝对的不对！你不是钟志民，不是！报纸上的钟志民才二十几岁，跟我的年龄相仿。可你呢，你有三十多岁，你的年龄应该比我和钟志民的年龄大一轮。大一轮是多少，知道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我一口气报完了全中国人都有的生肖。
我还站着，似乎不愿坐下，不愿坐在他的对立面。
他抬起对来，一脸的笑容说：“真是学林业的啊，全中国人的生肖，你就像数大树那样，一下子就数完啦。坐下吧。”
我偏不坐下，问他：“你是谁？你怎么知道我是学林业的。”
“我是下放干部，一个极普通的下放干部。”
“下放干部有什么了不起，把我当成山里的小猴子耍。”
我起身回到对面自己的房间，把门轻轻地带上，找出心爱的口琴，坐在窗前，背对着房门，吹起了《我的祖国》这首歌。此时，门缝里竟也飘来一个男人低沉的波浪音跟唱起这首歌，慢慢地到了歌的后一段，那个男人竟用激昂、动听的男高音完美地结束了这首歌。
是谁？那是谁？是谁在伴我的琴声歌唱？我把门打开，是他背靠着我房门口的墙，还在用脚步很有节奏地拍打着地面。
我轻声地说：“是你呀，假钟志民，你为什么还不回你下放的地方去？”
“我下放的地方就在你的楼上，很近。”他翻滚着眼球，微笑地回答我，并用右手往上一指。
张主任上前解释：“他是我们公社的副书记，名叫仲志明。”
我皱起眉头，再次注视他：“也叫钟志民。”
他歪起脑袋，得胜地笑着说：“当然叫钟志民。一字之差，报纸上的那位钟志民，是人民的民，农民的民。而你眼前的这位仲大哥，是明亮的明，是美好明天的明。”
他大大方方走进了我的房间，说一声“真整洁”，转身就出去了。我听见他在走廊里自己跟自己说话，他说他的房间简直是狗窝。
我站在公社院门内左侧花圃边上，早晨的太阳把它体内最美的红色涂在我的脸额上。
我穿着黑色的工作服，还有一件蓝色的工作服被压在箱底。我特意找到市里那个手艺很高的裁缝，量身定做。这两件工作服可以罩棉衣，也可以罩毛线衣，还可以当衬衣穿。那个手艺很高的裁缝其实并不难找，他与他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挤住在城市里的一个小阁楼上。我唯一的姑母，曾经被人称为镇上最漂亮的女人，就住在裁缝的隔壁。我一米六八的高个，只要站在楼上往上一跳，瓦片便会飞落下来。姑母的岁月里记载了她是资本家屋里的太太，所以被勒令到“五·七”干校，养鸡、做饭。
我的母亲不明白我为什么喜欢黑色与蓝色，我告诉她，我工作的地方是瑶里的山上，每天看见的是林海。我从母亲藏布片的大抽屉里找出大红颜色的毛线，大团，小团，连最小的小卷也不放过，把它们全装进了我绿色的背包。我利用晚上的时间，把这些粗细不均的毛线织成了一条长长的围巾，围巾的长度足可以在我的脖子上绕一个圈，又一个圈。我面对办公桌上那面小小的圆镜，发现围巾上钩出的阿拉伯针的图案真的好看。阿拉伯的文字知道吗？弯弯曲曲，很粗的洋线条。那时的女知青，织的毛衣都是平针或上下针，唯有阿拉伯针的图案最赶时髦。
我就是围上这么一条大红颜色的，有阿拉伯针图案的围巾立在瑶里公社最权威的孔书记面前，听他下指示。看上去，他比仲志明大十岁。他不戴棉军帽，也不穿军大衣，穿老百姓平常穿的衣服。他对谁都是满脸的笑容，的确和蔼可亲且身材高大。他才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先是当公社的武装部长后又提拔为书记，公社的一把手。只要是下乡，他都要背上一杆枪，随同他一块下乡的干部个个觉得很光彩，书记当警卫员，乡干部们倒成了首长。
孔书记笑着对我说：“刘羽，市林业局营林科的仲科长来电话了，现在是冬季，全市各乡基本上完成了刈山任务。刈了的山马上就要栽杉树苗。而刈了的山不赶紧测量面积又怎样能算出该付农民和山民多少报酬呢。林业局测量队人手就那么几个，全下去了，分派到我们瑶里的也只能是一个。仲科长说叫刘羽也上，她能量山会绘图。你可要感谢仲科长啊，是他向我推荐了你，说是去年你们在白石塔林场实习。他还夸我们公社推荐了知青去共大林学班，不像有的公社派去读书的是没念几年书的小农民。”
由此，我想到了全班二十八位同学，知青只有八人。
由此，我想到了绕南村那位代表全市农民见过毛主席的女书记，她也是我的干娘，是她从公社开会时带回一份表格，叫我快填好，读书去。
由此，我想到了为什么全市的公社里每个公社只有一位林业员，而只有瑶里公社能容纳两个林业员。原来，我要感谢的上天，竟然是他，仲开伟。
我真想见他，真想牵着他的手，在瑶里的高山上狂呼：“皇恩浩荡，皇恩浩荡！”
此时，从我身后传来好听的口哨声，那是在吹南斯拉夫的一部电影《桥》的主题曲。
我回转身，看见仲志明就站在公社的二楼他房间的窗口，那么兴奋地吹着这首挺有节奏的歌，我用平静的目光注视着他，心里想着的却是与他同姓的一个人，仲开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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